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和金融支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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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文章运用空间经济学中的自由资本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要素流动和溢出效应两个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形成机制及发展方向，剖析中国的定位以及与沿线国家在空间资源配置中的相互作用，并基于对空间资源配置中金融资本作用的研究，分析金融对区域资源整合的引领作用，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这个战略实质上是构建一种区域合作新模式，其中资本的合作是核心，而资本的流动必然伴随着金融领域的合作。国际产能合作以产能的输出为基础，体现着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合，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以对外投资为纽带，探索资本如何在空间布局，形成产业聚集，是建立国际产能合作机制的关键。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

所谓合作机制，主要指的是合作的机理和动力系统。有的学者从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出发，研究区域空间系统和经济结构的形成，指出挖掘边境区位优势的重要性（Edgar Malone Hoover，2014；柳思思，2014）；有的学者从中国参与国际区域合作出发，从互利共赢角度研究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从具体的支持政策和服务体系角度提出了建议（申现杰和肖金成，2014；夏先良，2015）；有的学者强调了互联互通、资本运作和基础设施顺畅高效联通的重要性（张丽平和蓝庆新，2016）；也有学者研究了实施战略时风险防范的必要性，提出应该树立风险意识，采取审慎的策略与操作，建立风险管控机制（马昀，2015；于津平和顾威，2016）。

（二）“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合作

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效率历来是推动地区间经贸发展的关键因素。学者对于金融对“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作用一般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国际产能合作背后是金融的合作，金融协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金融合作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李娅，2011；徐义国，2014）；杨久源（2011）指出构建国际金融合作体系在减少区域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维护国家间经济与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朱苏荣（2015）分析了金融在“五通”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大国博弈复杂性和各国金融水平的差异性等制约因素；乔鹤鸣（2016）强调了“亚投行”与“丝路基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柱作用。

（三）“一带一路”与产能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是紧密联系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二者的关系：石泽（2015）认为，应将能源资源合作置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着力加以推动；刘瑞和高峰（2016）认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的方式；李丹和崔日明（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引领和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能力；张洪和梁松（2015）以中哈产能合作为例，尝试性地将共生理论引入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中；刘佳骏（2015）提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涵盖能源上中下游领域的不同产业中心。

总的来看，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涉及到投资、贸易、金融等多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其中国际产能合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的对于国际产能的研究，基本都是从合作模式和合作内容出发，对于金融作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出发，缺乏基于资源空间布局视角的合作机制的深入研究，也缺乏基于微观主体行为的理论分析。本文以空间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尝试从企业的跨国投资角度，研究企业区位选择与要素集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以此为基础探讨金融的作用机制和路径，为顺利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南。

二、空间经济学对“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

国际产能合作本质是资本的输出与合作，导致要素和产业在空间的布局，因此，本文借鉴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研究。空间经济学对于“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如果不涉及到合作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自由资本模型来分析；如果考虑到合作的溢出效应和区域增长，就用溢出模型来研究。

（一）自由资本模型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解释

自由资本模型假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存在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北部以工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主），资本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只能在区域内流动，所有收入会随着资本反流回到资本原来的所在地。这个假设比较符合“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现状，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后，收入一般会返回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区域地位可以被认为是北部，虽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也有发达国家，很多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也很高，但中国的产能输出基本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为了分析方便，将中国定位为北部可以有助于研究资本流动的方向。

由于企业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微观主体，而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是由投资收益率决定的，收益率高的区域，自然会吸引企业进入。资本收益率的区际差异是资本区际流动的驱动力。而资本收益率差异是由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决定的。其中，市场接近效应指的是企业会选择市场规模比较大的区域进行投资，如果北部的相对市场规模比对称分布时大，提高此区域的资本收益率，促使资本向这里聚集；市场拥挤效应指的是当北部的企业份额（也就是实际使用的资本份额）比对称分布时大，企业聚集过度，造成市场拥挤，反而会降低北部的资本收益率，对资本的聚集形成分散力。资本最终流动的方向由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而贸易成本对两种效应的发挥起了重要影响，如果贸易自由度提高，贸易成本降低，聚集力和分散力都在减弱，但是后者减弱得更快，因此将促进工业的聚集。

从区位的均衡来看，在自由资本模型中，资本收入会回流到资本所有者所在地消费，因此资本流动不会改变初始的市场规模。如果初始禀赋分布是对称的，两区域的市场规模就会始终相同，此时，市场接近效应并不存在，当区域分布状况受到外界扰动而出现工业分布不对称时，分散力起主要作用，促使资本回流直到恢复到对称状态。因此，如果初始禀赋是对称的，经济系统就会保持这种对称的长期稳定均衡。

（二）非对称条件下的资本流动及均衡状态

前面介绍的严格讲是对称自由资本模型，而实际上，自由资本模型可以分为对称和非对称两类，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大概可以认为中国是相对发达的北部，其他国家是欠发达的南部，它们在偏好、技术条件、贸易开放程度和要素禀赋方面是不对称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非对称模型。不对称性有三个表现，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国际产能合作。

1.市场规模不对称。当两个区域的大小不对称时，模型中存在市场接近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经济聚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较大，资本应该向中国聚集，但是国际产能合作要求的是产业向其他国家扩散，在其他国家形成聚集，这好像是一个矛盾。事实上，自由资本模型没有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的比较优势是技术、人才和资本，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能源和市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资本和产能的过程，实质上是通过对外投资的行为增加合作国家的资本形成能力，扩大了那些国家的市场规模，增强了其吸引力和聚集力。因此，国际产能合作的理想结果并不是在某一个国家形成聚集，而是在多个国家形成多个产业的聚集，也就是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多个产业聚集的块状经济。

2.贸易成本不对称。所谓贸易成本不对称，指的是北部的贸易自由度不等于南部的贸易自由度。对于国际产能合作来说，中国对外的开放程度要大于外国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当贸易自由度比较低时，贸易保护下南部市场脱离了北部的竞争，因此市场拥挤效应占主导地位。对于国际产能合作国家来说，它们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度比较低，因此会吸引中国的资本流入，补充其资本匮乏的劣势，提高其福利水平，而这也恰恰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3.要素禀赋的不对称。要素禀赋的不对称指的是两区域的资本禀赋与劳动力禀赋的比值不相等，比如北部更偏于资本密集型，而南部为劳动密集型。如果初始禀赋对称而北部市场规模更大，根据本地市场效应，北部是资本输入区域。此时假如北部资本禀赋更丰富，那么，北部的本地市场效应将被其资本的相对丰富抵消，使得企业反而有可能向南部迁移，北部成为资本输出区而非输入区。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的市场规模大，而且资本相对丰富，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度较低，或者说，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比较低，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障碍相对较大，所以中国会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这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

总的来看，在“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类似于北部区域，将对其他国家输出资本，结合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发挥中国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形成产业聚集的块状经济，实现多方共赢。

（三）溢出模型与经济一体化

前面的自由资本模型讲的是要素流动决定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是外生地扩大其市场规模，增强其资本吸引力，形成产业聚集，但没有从内生增长角度考察沿线国家由于资本输入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是长期的，因此，要素流动和聚集必然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产业区位的改变而实现，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地区的自我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区域外生增长的代表性理论是资本创造模型。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如果中国的海外投资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将有利于增加资本存量，吸引投资进入，形成正面的循环累积因果，促进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创造模型中，经济增长在长期是外生变量，经济区位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马丁和奥塔维诺（1999、2001）把内生增长理论引入到空间经济学中建立了全局溢出模型和本地溢出模型，模型将资本看作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知识存在溢出效应，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其中，全局溢出模型假定溢出强度不受空间距离影响，而本地溢出模型认为溢出强度随着空间距离衰减。资本的溢出效应使得企业能够从空间集聚中获得额外收益，实现收益递增，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空间经济学角度来理解，正是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才会产生经济的空间集聚现象。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资本区位调整后，所投资区域不仅掌握从中国溢出的知识，而且从生产中获得学习效应，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均衡时经济的长期增长。

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经济一体化有了新的内涵。“一带一路”战略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跨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也意味着资本流动性的提高。考虑了溢出效应后，降低公共知识溢出成本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内生增长本身是一种聚集力，原先资本份额较大的区域的经济得到快速增长，这对其他资源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知识溢出为促使经济分散的力量。产业集聚和资本溢出有利于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聚集力，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其福利水平，当然，这也有利于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三、金融对“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支持作用

在空间经济学模型中，资本涉及到的是实物资本，而金融资本由于模型处理的困难没有出现在理论体系中。现实中，金融对于实体资本的流动和创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当然，对产能合作也有着巨大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前面运用空间经济学的分析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和资本要素流动、溢出效应有着密切联系，金融的影响同样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金融对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

如前面所述，“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贸易自由度都是不对称的。这使得单边贸易保护有利于沿线国家的产业聚集。但存在三个限制条件：一是工业企业的区位调整存在成本，贸易自由度对应着要素的流动成本，而企业投资转移时也存在着调整成本，对企业跨国投资形成障碍。二是保护国的市场规模大小，如果市场规模小，即使实行了贸易保护，也难以实现工业化。三是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恰恰对这三个限制条件起到缓解作用。中国的产能输出与资本输出和金融输出是同时进行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金融输出应该先行。

首先，对于调整成本来说，在所投资国家融资的难度之一就是成本。向国外产能输出的主要是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能力，而中间投入品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对于资金量的要求比较大，所以应该发展和其融资相关的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促进投资区域的工业份额提高，降低工业品价格指数，形成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正向循环。

其次，对于所投资区域的市场规模，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是互相作用的，金融作为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水平的提高对市场规模的扩大会形成促进作用，增强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在自由资本模型中，资本收益率是形成资本流动的核心因素，资本收益率和市场规模有关，市场规模越大，资本收益率越高。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增强对要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资本形成，也就促使企业迁移调整区位选择。这也是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的表现。

最后，对于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挥，相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中国的金融规模相对是比较大的。同时，中国具有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因此，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生产能力和金融能力，而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则是资源和市场。中国如果能够发挥金融方面的相对优势，打造区域金融中心，通过开发性金融、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等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会形成正面的促进作用，当然，也有利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地位的提升。

（二）金融对知识溢出和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溢出效应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也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资本溢出模型反映的是区域增长的动力问题，某个区域产业份额扩大恰恰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产业份额的扩大是通过企业数量增多和企业产值增加实现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将产能向国外转移，提高转移国家相关产业的份额，但所投资区域的经济能否长远发展，还要依赖于当地企业能否提高自身能力，最终实现没有资本流入状态下的产业聚集。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成功，最终由所在区域的企业成长性决定。金融对溢出效应的作用也是通过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来实现的。

涉及到企业成长，就自然联系到企业投资的决定机制。企业投资理论中，和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是托宾的Q理论，被定义为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可以用来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在资本创造模型、全局溢出和局部溢出模型中，托宾Q值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当Q>1时，资本的价值大于资本成本，能够促进资本份额的扩大，而资本价值等于资本长期收益流的现值。局部溢出模型中，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通过影响资本收益率作用于资本价值，形成区域的聚集力和分散力，而本地溢出效应通过降低资本生产成本增强了区域的聚集力，经过动态调整，核心区的托宾Q值为1，但产业聚集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产业对称分布时的增长率。

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通过对资本价值和资本成本的作用来实现的。一方面，对资本价值来说，和前面对要素流动的分析类似，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资本收益率，推动资本收益增加的实现，这显然有利于资本聚集；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该区域的资本存量，促进资本积累，有利于该区域的资本创造。

如前所述，产能合作与资本输出是同时进行的，金融资本的输出起了先行者的作用，区域合作与金融合作具有同一性。中国对所投资的区域不仅转移了实体资本，而且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对该区域产生溢出作用，在“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中，金融的溢出作用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发挥金融在时间和空间转移资源的功能，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强其融资能力，同时通过金融合作实现企业的异地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发挥金融分散、转移和管理风险的功能，使得企业“走出去”后，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应对风险，增强其竞争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总的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空间资源的一次整合。其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是区域资源分布格局形成的关键，决定了资源在不同国家的聚集，而溢出效应则在长期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形成。同时，金融资本的运作对实体资本的流动和形成起了引领作用，二者相互作用，促进区域合作的实现。

从政策上，“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实施，应该未雨绸缪，完善“一带一路”的相关体制机制，保障走出去企业的利益；加强多方合作，做好区域规划、国别规划，共同搭建企业服务平台，主动对接相关项目，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将宏观目标和微观利益相结合，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同时，尤其要重视金融的支持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推动区域投融资平台建设。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境外业务，推动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的投资“落地”，提升投资效率，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做好与沿线国家规划对接，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加强金融同业交流合作，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推进设施联通，主动构造和推动一批经济效益好、风险可控的项目，为中资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第二，创新金融模式，深化区域金融协作。加快海外战略布局，鼓励中资银行机构加强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在机构、业务、市场、产品创新和金融开放等方面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向纵深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建立中国主导的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合作交流机制；发挥我国资金、技术优势，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第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离岸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增加人民币与本地货币之间的直接交易，形成地区人民币贸易结算、投资交易和金融交易市场及人民币汇率体系。建设人民币、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的离岸体系，创造人民币境外需求，鼓励企业开展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支持能源资源合作、优势产能输出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提高对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服务能力。

第四，开发“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当地的金融市场，通过发展当地金融市场，在区域性市场内培育资本形成能力和金融经济良性循环的能力，实现共赢。比如，中国可以加快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协助沿线国家建设当地的债券市场，甚至建设当地人民币债券市场。其中，我国可以合理引导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节奏、有序引入境外发行人，为多层次参与主体提供融资渠道。这种方式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具有主权让渡成本少、市场主体获益多的特点，让沿线各国更容易接受。中国债券市场不仅在“一带一线”沿线国家的企业其他融资渠道受阻时发挥“输血”功能，而且具有长效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具有“造血”功能。

总的来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是利在当前、功在千秋的事业，应该协调好区域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实现空间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区域各个国家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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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程    姜弘    

出处：《武汉金融》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