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中国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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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作者

霍鹏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殷浩

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问题提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产业持续高速发展，生产要素配置、社会治理模式及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构建了以网络、数据与平台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截至2020年底，全球互联网接入用户超过45亿，占总人口规模的约60%；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26.7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0%。

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扩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城乡经济社会方面的应用逐步深化，培育了能够有效跨越物理阻碍的新兴产业，为弥合区域发展差距、共享优质资源提供了机遇。但是，数字化发展所孕育的应用、产业、新增长点与农村地区、农村居民传统生计活动联系依然相对薄弱（朱烈夫等，2020）。加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自发性扩张既面临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制，无法自动消解和直接跨越传统组织成本、交易成本等，又受到个体能力差异的影响，无法实现对农村居民与弱势群体的全覆盖（王瑜，汪三贵，2020），城乡之间逐渐产生了数字鸿沟。当前，数字鸿沟已成为制约城乡共享数字红利，甚至引致更大发展差距的关键问题。

从既有研究来看，数字化相关研究基本遵循Perez（1983，2010）、Freeman和Perez（1988）等构筑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学术逻辑，并从技术应用、投入产品、主导产业与基础设施、组织结构等方面为实践主体理解和推动数字技术革命提供了基本指南。数字鸿沟产生的本质正是源自数字化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偏向性。数字化走向数字包容、红利共享或者是引致更大的分歧与数字鸿沟，并非取决于是否能够再有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果实“从天而降”（杨虎涛，2021），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由政府引领的一致性行动塑造与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机制和制度，以保证欠发达地区与弱势群体受益。

当前，数字化作为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浪潮奔涌正当时，相应机制和制度仍处于探索与构建中，未有清晰框架与明确界定。这使得在理解与解决城乡数字鸿沟等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框架。当然，这也给予了本文边际贡献的机会。具体而言，本文试图以中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为分析与研究对象，总结提炼中国作为全球数字化发展重要引领者的政策设计、推进路径与实践案例，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角度探讨中国在构建与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机制、制度方面的行动逻辑与发展经验，以期为当前与未来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与实现数字包容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与有益的路径指南。

城乡数字鸿沟的内涵与现实问题

（一）数字鸿沟的起源、概念与内涵

数字鸿沟概念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Hargittai，2001；Dimaggio et al.，2004：355-340）。早期关注的重点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访问权限对不同人群带来的差异化影响，主要指在接触数字技术和使用数字终端上的个体差异——一些无法获得和使用数字技术与终端的人不能在快速变革的信息社会中同步获益，且机会、收入和财富等方面的差距扩大。伴随着数字技术与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治理的融合，数字鸿沟的概念与内涵愈发丰富。围绕互联网接入可及性、应用性以及创新性等方面的差异，数字鸿沟被划分为接入鸿沟、应用鸿沟等多个层级。前者着眼于国家公共政策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普及性，后者则关注由不同区域、不同个体能力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邱泽奇等，2016）。

接入鸿沟从数字设施设备层面考察数字“拥有者”和“缺乏者”的差异，这种定义数字鸿沟的方式被广泛接受（Kyriakidou et al.，2011）。接入鸿沟既包括“触网”与“非触网”人群间的实际差距，也包括区域或组织之间数字渗透的差异。应用鸿沟聚焦于不同人群的数字应用能力与技能的差异，主要是对已经接触互联网的人群相应能力的探讨。数字鸿沟广泛存在于国家与地区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数字鸿沟呈扩大趋势（Dwivedi & Irani，2009），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数字鸿沟。Cruz-Jesus等（2012）研究发现，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并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也有研究将接入鸿沟与应用鸿沟进行了结合，认为数字鸿沟是不同国家、地区、组织、群体间数字接入和数字技能等方面的综合性不平等（Pantea & Martens，2013；Vicente & López，2011）。Dewan和Riggins（2005）将数字鸿沟分为两个维度，即数字接入的不平等和数字技能的不平等。Scheerder等（2017）发现，随着西方国家互联网普及率提高，接入鸿沟对居民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更多的问题在于互联网使用能力及知识获益之间的鸿沟。牟天琦等（2021）的研究显示，伴随着中国的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入网成本持续降低，数字接入鸿沟渐趋弥合，由居民互联网应用能力差异引致的应用鸿沟更为凸显。

（二）数字鸿沟的本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偏向性

数字鸿沟产生的根源在于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偏向性。多西等（1992）提出技术范式概念，认为技术范式是解决技术选择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诠释了技术进步的领域、问题、步骤和重点任务等。Perez（1983，2010）在多西等人技术范式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认为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行模式”，它由一套通用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行的最有效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则一旦得到普遍采纳，便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性基础。但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展开往往难以一蹴而就。这种渐进性决定了它必然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产生交互影响，即技术扩散会受到组织结构、社会观念、治理形式和有关政策体系等的深刻影响。

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浪潮，不仅会创造出新利益，也必然触及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最初获得技术红利的部门和利益集团，在继续获得技术红利过程中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共享红利（杨虎涛，2021）。没有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能自动实现包容性的利益创造和分享机制（Lundvall，2017），区域发展失衡、收入不平等与结构性失业以及技术伦理等新问题并不会自发消解。当前，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变革带来偏向性的核心表现之一就是数字鸿沟，其加剧了机会不平等。这种偏向性使得部分地区和居民成为“数字优势”的代表，突出表现为这些地区和居民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更多的线上医疗、远程教育、数字普惠金融、新兴就业与创业机会等（陈梦根，周元任，2022）。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数字化将加速就业结构和岗位变革，成为影响不同地区推进社会公平、走向富裕的巨大挑战——凭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决策、流程与执行等方面的优化再造，相对于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小微企业、弱势居民，大城市、大企业与具备“数字优势”的个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容易在市场与社会竞争中“获胜”。

此外，技术-经济范式的潜在能量释放也需要体制机制相匹配。技术变革具有不确定性，隐藏着巨大风险，需要一系列政策支持来降低风险冲击。这既需要提供必备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支持，克服初期技术应用的巨大成本和外部障碍等，包括研发资金、风险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持续支持；也需要法律领域既有条例、规制与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适应性调整与适配（杨虎涛，2020），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的内在潜力。相比于城镇地区而言，这些也恰恰是农村等相对欠发达地区所欠缺的。

（三）消弭数字鸿沟的影响与意义

消弭数字鸿沟能够全方位提升居民福祉。一是，电子商务能够改善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状态。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消费选择有限，产品品类少、质量不高，广泛渗透农村的电子商务能为农村消费开拓新渠道。电商平台上有62%的商品是一般农村商铺缺乏的，价格也较农村商铺便宜。电子商务能够方便本不富裕的农村居民购买质优价廉、种类丰富的商品，也能抑制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假冒伪劣产品的流通，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能够缓解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约束。易行健和周利（2018）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居民消费，且这一正向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表现得更为明显。三是，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居民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以此为其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打下基础。数字技术改变了政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为农村地区提供了低成本的优质资源共享渠道（殷浩栋等，2020）。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实现全国6.4万个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解决了400多万边远贫困地区教学点学生因师资短缺而开不齐、开不好课的问题。Kliner等（2013）的研究显示，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底层群体获得医疗健康援助。已建成的中国基层医生远程医疗协作平台也表明，向基层医生提供远程诊疗、远程培训等服务，提高了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消弭数字鸿沟能够直接扩展产业发展、就业与创业机会。Hjort和Poulsen（2019）基于海底网络光缆和地面光缆网络的布局情况研究了互联网接入差异对非洲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接入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居民就业率与就业可能性。中国很多文献也证实数字技术在推动性别间、城乡间包容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卜茂亮，展晶达，2011；毛宇飞等，2018；Siaw et al.，2020；牟天琦等，2021）。此外，数字经济引入也有利于提升居民创业成功率。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张勋等，2019）。周广肃和樊纲（2018）的研究显示，互联网的使用使家庭创业概率提升了约3个百分点。牟天琦等（2021）的研究证实，掌握数字技能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不离乡不离土”的“进城创业”，并获取更多创业机会与盈利空间。

（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逻辑重点与行动困境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因数字化引致的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差别。当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以城乡差距为核心的区域不均衡问题。因此，关于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数字鸿沟相关议题的研究核心。

在数字可及性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主导建设，有利于创新和投资，但在人口分散、利用率较低的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则会遭遇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全球范围内城乡数字接入鸿沟依然广泛存在。2020年，最不发达国家仍有32.5%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完全无移动网络覆盖或仅有2G网络覆盖的环境。固定网络接入方面差距更大，全球城市地区约有72%的家庭接入了固定网络，约为农村地区的两倍。同期，数字服务的价格对于低收入国家和人口而言仍然相对高昂。按照联合国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BC）“1GB的使用费用不超过人均每月收入（GNI）的2%”的发展目标，大量生活在低收入国家或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难以实现网络接入的有效负担。按照世界银行国别收入划分，2020年在高收入国家1GB移动互联网流量的使用费用仅占人均每月收入的0.59%，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却达到8.49%。

在产业与发展环境方面，大多数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和发展环境相对落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与农村地区现有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实际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为数据与资源的沟通、流动提供了便利。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非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同时缺乏成熟的数字消费市场和相对优良的营商环境，导致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较低。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以及高技术企业与创新企业会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向大城市、发达地区等高回报率地区转移，并以此影响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期，数字经济供需主体的跨城乡和跨区域错位分布、线上交易活动对传统经济活动产生部分替代等问题也将更为显著，进而侵蚀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原本的课税基础，产生税收虹吸效应，并因此对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与财政能力产生进一步的负向影响（肖荣美等，2021）。

在数字素养与技能方面，数字技能与传统基础教育相对独立，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专门性投入与实践环境的匮乏制约了数字技能的培育。特别是，由于缺少对数字技能培育的专门性资金投入，数字设备、终端以及专业师资力量欠缺，基本的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课程、进阶的基础编程课程并没有纳入这些地区的教育体系，而这恰恰是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数字技能结构与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实际上，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要趋向普惠，促进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并非易事。相比于传统工业时代“点状突破”、单一环节新产品（要素）的大量持续投入仍能带来一定的边际回报而言，数字化需要具备一个由硬件与软件所共同构筑的，集“感知、传输、计算、存储、应用”等为一体的“闭环”，并使数据能在其中顺畅流动，以实现数据驱动。这就需要基础设施、服务可负担性、教育技能和制度支持等基本条件预先建设、同步发力，需要大量高技术企业、高水平数字人力资本协同建设，才能有效实现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但是，这种庞大的协调、巨额的投入，以及高技术的企业与人才又是农村地区所欠缺的。如果仅依靠“自由市场”进行调节，或是通过小范围实验与推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将面临严重的行动困境——单一市场行动主体在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实践行为，并不能产生足够覆盖其成本的效益——势必会逐渐扩大且成为数字时代制约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核心问题。城乡数字鸿沟将使城乡间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甚至成为新的贫困诱因。因此，加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作，实施系统性、多样化的政策措施，从基础设施、产业、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同步推进，帮助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跨越一系列结构、成本和禀赋障碍，共享数字红利。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中国对策：基于“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分析

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并在随后每年印发《网络扶贫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逐步构建了以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为核心的综合政策体系，积极适配数字化发展需求，从底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到组织载体、实践模式的应用创新，再到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居民知识、技能的提升，构筑了一套具有创新实践意义的农村与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发展支持体系，加快推动城乡数字鸿沟弥合，取得了显著成效（温锐松，2020）。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不是一种“输血式的扶贫”，也不是着眼于“一城一池”的简单数字化改造策略，而是一种旨在通过由多部门协同引领的一致性行动，塑造与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机制和制度，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帮助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居民共享数字红利的系统性创新探索。“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通过在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组织模式等方面协同发力，着力探索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新型互动与协调关系，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要成本承担主体，社会组织和企业部门协同推进的新型农村与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发展理念与模式。

（一）多元主体共建城乡数字化底层架构

政府作为数字化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充分发挥其作为基础成本承担主体的重要作用，积极适应数字化对“统筹整体布局”的需要，协调各部门、社会组织、企业部门参与，缓解了因为自由市场调节失灵而导致的建设与投资匮乏、高质量企业主体缺失等问题，为数字化创造了普惠包容的基础条件。

一是多方协作打破条块限制，协同完善顶层规划设计。2016年以来，多部门共同制定《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网络扶贫工作要点》等，动态明晰网络扶贫工作的年度目标和任务，落实分工、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并成立“网络扶贫行动部门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多部门联动开展工作。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接续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的衔接，统筹部署完善顶层设计，持续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二是多渠道动员资源投入，夯实数字化发展基础。以政府为主要投入方，保障农村数字可及性、网络可负担性，解决互联网接入困难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财政部组织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支持13万个行政村光纤建设和超过5万个4G基站建设，其中约1/3的设施部署在原贫困地区。截至2020年底，农村地区行政村通光纤率、贫困村通宽带率、行政村4G覆盖率均超过98%；固定宽带月户均支出资费、单位移动数据流量平均资费分别较2014年下降30%和90%以上；综合光纤、铜缆等各类型宽带考量，中国固定宽带门槛价格、平均价格和中位数价格分别排第5位、第16位和第11位，在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前；移动用户月均支出费用在全球237个国家和地区中，按价格由低至高排第93位，远低于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70M，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同步接入”。

三是多元主体同步推进，补足产业开发短板。在政府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本的同时，社会组织和企业部门积极配合，形成了多主体优势互补、实践方式创新的良性发展局面。互联网企业通过帮助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建立特色品牌，传播当地的风景文化，赋予好产品更多的市场价值，实现了从单一投入到区域、产业、企业内部投入—产出自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企业在支持农业农村农民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业务与内容的反哺。例如，字节跳动“山里DOU是好风光”文旅扶贫项目，通过助力打造稻城“抖音美好打卡地”，不仅助推稻城亚丁接待人数大幅提升，帮助当地居民实现收入快速增加，还有效推动了企业自身业务下沉，开辟了新增长点，实现了地区产业与文化发展、企业社会效益与品牌效应建设的双重收获。

总体而言，中国通过“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宽带中国”“普遍服务”等政策实践，形成了“强化资源倾斜、适度超前部署”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引导与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主体将原有自发式、分散式、简单案例式的公益活动、下沉业务与国家推进方略、农村实际需要进行了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了对不同层次城乡数字鸿沟的跨越。“涓涓细流汇成海，点点纤尘积就山”。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较2015年底提升了27.5个百分点，城乡数字鸿沟弥合成效显著。

（二）生产性赋能夯实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能力

政府、社会与企业等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承担成本打造了农村与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发展底层基础设施架构，但仍需要进一步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提升并保障其发展内生能力。“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系统构建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动力的生产性赋能，重在“做实”地区的产业数字化工作，通过数字化转型的方式消除长期以来因物理距离和市场狭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推动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实践经验。

一是以智能终端与网络平台为发力核心，多途径打破信息壁垒。政府鼓励引导企业部门共同参与推广、普及智能设备应用，打破农村居民、弱势群体信息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农业农村部部署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工作，推动农民手机与新媒体平台对接，将线上与线下培训相结合，持续丰富培训内容。截至2019年10月，农民手机培训受众达2199.9万人次。湖北咸宁、四川阿坝州等地相关部门与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不仅共同免费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居民配备智能手机，还积极开展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在就业招聘、农产品销售、线上政务等方面对农村居民进行辅导，加速推进城乡之间的信息流动。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联合多家组织与企业，开展汉藏双语手机捐赠公益项目，捐赠超过3.5万部智能手机，范围覆盖西藏自治区及四川、甘肃两省藏区建档立卡居民。

二是以电子商务为关键依托，提升商业线上化水平。多部门联合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为农村电商发展构建了底层保障体系。财政部、商务部、原国务院扶贫办、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接续推进实施电商扶贫工程，加大政策和要素投入，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向县域倾斜，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覆盖全部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对列入综合示范县的每县给予2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共投入资金214.17亿元。农村电商发展提速，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79万亿元。同期，企业部门及社会组织积极协同联动，激活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市场主体的活力。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依托供销e家搭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集“交易、服务、监管”功能于一体，连接农产品供应商、各级单位和组织、企业等，提供农副产品销售渠道，覆盖全部国家级贫困县。拼多多与中国农业大学开展战略合作，根据农村生产者知识结构，开设农产品上行与互联网运营课程。线下课程累积课时达1400小时，线上课程累积触达49万农业经营者，全面助力加快“新农商”人才的培育。

三是以新模式新业态为拓展重点，助力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就业、创业。一方面加快推进网络直播、文旅内容创意产业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阿里巴巴推动自身业务模式下沉，开展农民主播培训，帮助农村培育更多的多元化直播人才，在此基础上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唯品会以“电商+非遗+扶贫”为核心打造“唯爱工坊”，通过行业联合指导、非遗人才培养、非遗时尚产品打造等举措，在推动精准扶贫的同时实现“非遗活化传承”。另一方面以新产业为依托，鼓励支持创新就业岗位。数字经济催生了一系列新型就业岗位，如快递服务、电商模特、淘帮手等，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工、大学生、转业军人返乡创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此外，以中国中化、海尔卡奥斯、中科物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技术企业加快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有机融合，在四川大邑、山东胶州、江苏句容等多地广泛开展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樱桃、小番茄、草莓等果蔬产品的智慧农业试点创新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经济绩效。通过加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更多高技术水平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创造了工作机会与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消费以及生活方式，高效连接产业供需双方，缓解了小农村与大市场之间的沟通问题。特别是，电子商务在农村与偏远地区的产业实践说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大城市或是高技术产业，在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在传统行业，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区域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西部地区扩散，另一方面由城市向乡镇扩散，促进了人员向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回流，改善了居民生活，带动了农村社会结构恢复，以产业内生力量，将横亘于前的城乡数字鸿沟转化为了数字红利。

（三）服务性赋能农村居民助力共享数字红利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通过服务性赋能的方式增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治理现代化程度，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可获得性，以及通过“扶智、扶志”与“健康”全面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加快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数字保障”。

一是以党建为抓手、网络为渠道，全面强化基层组织建设。自2015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第一书记45.9万人，全面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并通过加强对第一书记的网络技能培训和提供信息服务等方式帮助农村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同期，很大一部分地区还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主要扶贫阵地，建立网络扶贫村级服务点，提供代销代购、物流等多方位服务。企业部门也积极参与助力组织建设工作，建设数字化乡村管理平台。例如，腾讯“为村”APP通过平台整合数据，打造“党务村务”功能板块，服务村干部，提高乡村基层工作效率。此外，其还为村庄搭建起“连接信息”的通道，面向基层干部和村民开展各类移动互联网能力培训活动，挖掘培养乡村互联网人才。

二是以“数字”拓宽金融服务渠道，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包容性。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等着力以互联网方式创新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资源供给的精准性，共计为190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提供了移动金融服务，掌银、网银、扫码支付等互联网服务渠道覆盖面不断提升。此外，不少互联网企业还积极创新普惠金融服务产品，在助力农村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同时，提高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例如，截至2019年底，京东众筹帮扶了近200个国家级贫困县，成功完成500多个项目的众筹，筹款总金额超过2000万元，帮助超过20万用户。

三是“输血”“造血”协同并举，补齐教育医疗服务“短板”。教育领域，教育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实施“学校联网攻坚行动”，并着力推动“三通两平台”的建设与应用，从网络、师资、教学资源、服务等多角度提高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在线教育供给能力。截至2020年底，中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超过95%，多媒体教室的配置比例超过80%。医疗领域，统筹开展“互联网+健康扶贫”应用试点项目，打造健康扶贫动态信息系统，探索建设健康服务大数据平台，推动远程诊疗覆盖到村、在线医学交易普及到人、在线慢病管理精准到户，提升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西藏自治区推动医疗卫生系统与扶贫数据对接，支撑精准帮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6年的63394人下降到2019年的8338人，因病致贫返贫率控制到6.34%。同期，针对因病致贫、返贫群体，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还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多方募集资金，开展“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和“强直性脊柱炎健康扶贫工程”等，分别帮助患者17.5万人和198人完成疾病治疗。截至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100%的三甲医院均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覆盖100%的脱贫县县医院。

毋庸置疑，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导致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简单因为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的出现而自动减弱或消失。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离不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知识与技能的扩散。中国创新性运用数字化方式与手段，以数字技术赋能组织、金融等领域，加速推进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全面提升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与数字技能，在不断“输血”的同时，以数字化加快推动了农村与欠发达地区“造血能力”与“参与能力”建设。

总结与展望

基于中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等政策实践的分析与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方面的行动逻辑与系统经验。具体而言，一是以数字技术为连接纽带，构建起一套多部门协作发力，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参与、成本共担的城乡数字鸿沟弥合机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共同参与实践，共建城乡数字化发展地基。二是重视市场主体培育，强调数字产业化对于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的引导和带动效应。政府部门鼓励引导企业部门开展创新公益实践，在保障企业业务下沉与投入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加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数字内生能力建设。三是围绕人类发展知识与经验，以数字技术系统性赋能农民群体并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政策设计兼顾具体实践中的短期行动和长期计划、物质投入和人才支持、直接增收和个体赋能等问题，通过组织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在线教育与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手段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经济活动的参与能力。

技术的影响具有非确定性，既能创造机遇，也能带来挑战。当前，经济社会已进入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阶段，就数字技术的特征与组织架构特点而言，这个阶段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撕裂与困局，并不会因单纯技术的演进与发展而缓解，反而有进一步加剧和扩大的倾向（杨虎涛，2020）。随之而来，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也必然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城乡关系、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与生产组织方式等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因此，也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与研究探索，实现机制和制度的匹配性建设。

当前，伴随着中国数字化持续发展，消弭城乡数字鸿沟、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为此，学术与政策研究需要更加聚焦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系统方案与整体实践，在持续总结既有路径与经验的基础上，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产领域数字化应用水平、统筹增强城乡全体居民数字技能等方面入手，强化与诸多利益相关主体的交流合作，全方位谋划数字发展战略；寻求数字经济与地区资源禀赋、生产生活方式相融合的发展道路，助力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面向更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及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线上政务、商业、社交、远程教育与医疗等基础数字技能培训，极力避免其被日益数字化的工作岗位所抛弃，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努力让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跟上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让城乡居民共享数字红利。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原标题《新刊｜霍鹏，殷浩栋：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