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作出9个方面的趋势性判断。“新常态”一词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那么如何从中国经济发展60多年的历史轨迹对“新常态”以规律性认识和逻辑性解释呢？

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要把握三层意思。一层意思指的是经济环境，就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就称之为环境常态；第二层意思是，为适应环境常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或者模式，我们称为模式常态；第三层意思是目标常态，目标是动态调整的，但在某一个时期，核心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尤其在国家战略层面。用一句话来讲，经济发展就是立足于什么样的环境常态，通过什么样的模式常态，达到我们的目标常态。

环境常态、模式常态与目标常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给你一个环境起点，一旦确立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那么起点和目标之间最优经济发展路径或者说模式基本就确定了。当你选择了这个最优模式或路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顺畅，否则一定会出现波折。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经济体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这些影响就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环境的改造；当旧有的环境不断被改造而出现新的特征，形成一种新的环境常态的时候，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出现不适应性，因此我们又必须根据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国家战略目标来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新环境下的新模式。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连年遭受战乱蹂躏破败不堪的神州大地。彼时，我们的紧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求得国家生存安全，二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立国。因此我们确立了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军重工业，我们必须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只有计划体制才有超强的国家动员和管制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低消费和高积累，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但是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有它天然的弊病，就是无法克服所有权虚位情况下的搭便车和激励问题。所以，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积累了两大后果：一是基本完成了工业起步的原始积累，同时响应毛泽东“要饭也要有根打狗棍”的要求，搞出了原子弹；二是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短缺和资源闲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当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从1980年代的承包制和价格双轨制破冰，逐渐过渡到产权层面，最终开启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其时，恰逢发达国家开始向世界要素价格低谷地区实施产业转移，鉴于并不具备进口替代的技术基础，于是从经济特区逐步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皆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得益于1994年汇率贬值和2001年加入WTO，经济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步入快车道。这种以经济领域单一突破、外向型、非均衡为特征的转型期经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在取得经济超高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今正值“前期政策消化期、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三期叠加。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出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以期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境，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当前，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常态性挑战从根本上讲有三个：一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二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但人才红利尚未形成；三是调结构与转方式艰难推进。应对前两个问题，突破资源瓶颈，根本途径在于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实现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规模、粗放、制造、增长”为特征向追求“质量、效益、集约、创造、发展”为特征转变。而调结构转方式的艰难，则有两个原因：一是决策层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掌握平衡，主动协调调结构转方式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从帕累托阶段进入到了卡尔多-希克斯阶段，涉及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重新洗牌与深度调整。我们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针对的就是这种利益阻滞。

诚然，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9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未来我国经济将出现增长动力更加多元、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市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的明显特征。但是，我们要明白，前景的乐观与辉煌必定是建立在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和不折不扣执行改革的基础上的。因此，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实现中国经济“结构优、效益好、创新型、集约型”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均衡发展战略将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