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稳增长”着眼近期，“调结构”着眼中期，“促改革”着眼长期。着眼于长期的改革，也需有现实的动力源泉，应有激励相容的机制机理。在经济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这是能否实现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关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我们将越来越明显地观察和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行为特征和规则意识的一系列新常态现象。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规则意识，战略思维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年，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一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尽管这样，直到2010年，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下滑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只要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遏制下滑趋势并使经济增长回到2007年以前的高速增长轨道。各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危机。刺激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能迎来所期望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世界至今仍处于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低迷之中。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令世界瞩目。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的新现象、新变化。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因此，研究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长期观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认识论上说，经济“新常态”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长期现象和历史特征的现实描述和理论刻画。其认识对象就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整体性的“正常”现象。所谓“正常”现象，实际上就是长时期内发生的普遍性、“大多数”或“大概率”的现象。因此，观察和研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需要有较长的眼界视野和时间跨度，甚至需要借鉴超长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即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研究对象时期中(即未来数十年间)将会发生的常态现象，特别是有别于以往的新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当前正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历了200多年，发生了数次工业革命，但大多数国家迄今尚未完成工业化。18世纪以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动力，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各经济体以远远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也有学者称之为人类发展的数次“浪潮”。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看，工业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那本影响广泛但也颇具争议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就是从大跨度时间上观察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长轨迹和大趋势，以长期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支撑其学术判断和政策主张。他的中心观点就是：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高速经济增长是工业化时期发生的一段特殊历史现象，也可以说是工业化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征性“常态”。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是极为缓慢的；完成工业化之后，高速增长也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的长程“常态”是低速或中低速增长(当然是相对于工业化时期而言)。从公元0年到1700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为O%，只是由于人口以年均0.1%的增长率增加，才使得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1%。

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发展状况。1700—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增长率0.8%，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0.8%，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1.6%，是工业化之前的16倍。其中，1913—2012年，全球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1.6%，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1.4%，因而全球总产值年均增长3.0%。在人类发展的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1990—2012年，亚洲的人均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见表1)，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进所表现出的突出结果。

表1  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及各洲人均产值年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托马斯·皮凯蒂[1]认为，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过程看，即使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保持1%和经济增长率长期显著超过年均1%也是不可承受的，甚至是难以设想的。例如，“如果1700—2012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0.8%)再持续3个世纪，全球人口总数将在2300年达到700亿”，因此，经济发展“每年1%的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难以高于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历史表明，只有正在赶超更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中的欧洲或今天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才能以这个速度(每年4%或5%)增长。对处于世界增长前沿的国家而言——并且因此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增长率在长期会超过1%—1.5%，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总之，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发达经济体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将处于1.0%—1.5%的“新常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认为，在三次工业革命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最深和最长远。第三次工业革命真正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只有短短8年时间，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持续了81年之久。他对全球未来经济增长率的判断比托马斯·皮凯蒂更为谨慎。

挪威资深未来学家乔根·兰德斯[2]经过长期研究预测：未来40年，“在富裕的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成为一个有力的动力。这会减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结果就是，生产力增长速度会持续放缓，这反过来会使全球GDP增长停滞，继而开始下降”。他预测，“未来40年里，中国经济将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到2052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2012年的5倍，这相当于3.5%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见，即使被乔根·兰德斯称为“高速增长的态势”也只是每年增长3.5%，这已是可以预见的非常乐观的经济增长“常态”了。

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3]在研究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走势的基础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根据他的测算，182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36.6%，GDP占世界的32.9%，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为90.0(世界=100)。1952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到仅为4.6%，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仅为23.8。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为4.9%，而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更下降为22.1。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到15.1%，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GDP增长到73.7(见表2)。

表2  1890—2003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伍晓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3]的分析和判断，“中国的这种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可能在随后的1/4世纪中持续。但是如果假定未来的增长将同1978—2003年期间的增长一样快是不现实的。在过去的这个时期，它因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获得了巨大的效率提高，不过这是一次性的。它还经历了外贸方面爆炸式的迅速扩张，以及通过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加快吸收外国技术。随着逐渐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中国增长的步伐就会放慢。假定从2003—2030年人均收入会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增长，但增长速度是逐渐放慢的。具体来说，假定2003—2010年的年增长率为5.6%、2010—2020年为4.6%、2020—2030年略高于3.6%。按照这样的假设，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西欧1990年的水平，或日本1986年的水平，也就是西欧和日本赶超过程停滞的时候。在接近那个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要用技术创新取代技术模仿。然而，到2030年时，世界技术前沿还会进一步外移，所以中国在那之后仍然存在赶超的余地”。

上述国外著名学者对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和预测，由于统计方式和口径不同，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但所描述的历史轨迹和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大体相同的。而从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实际状况看，目前已经从曾经的10%左右年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为7.4%。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显著地趋于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结构性减速，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并预测，“在2011—2015、2016—2020、2021—2030年的三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4]。

总之，无论是从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还是从世界近二三十年的经济走势，尤其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看，一个以经济“新常态”为表征的中长期历史阶段正在到来。“新常态”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其实，即使是下行到7%或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长率，相比于全球经济的长程“常态”以及与世界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高速”或“中高速”的。可见，所谓经济新常态，其实也是一种心境的常态和视野的开阔，是“平常心态”和长期视角下合理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大趋势。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特征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改革动力